三秦文化：根深叶茂 异彩纷呈

陕西又称秦，或者三秦。“三秦”这一称谓最早仅指关中和陕北。楚汉争霸时，刘邦占据汉中，自封为“汉王”，辖陕南及巴蜀之地。项羽为了牵制和防范刘邦扩充势力，将关中和陕北一分为三，分封给秦朝的三个降将，故称“三秦”，后世用“三秦”泛指整个陕西，包括了陕北、关中和陕南。　　

中华民族在沃野千里的关中八百里秦川，沟壑纵横的陕北黄土高原、水草丰茂的陕南鱼米之乡，谱写了中华文明繁荣兴盛的华美乐章。“秦中自古帝王州”，在北宋经济中心南移之前，陕西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多个朝代在此相继建都。中华文明鼎盛时期的周、秦、汉、唐都是在三秦大地拉开大幕并抒写了辉煌的历史，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在这里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文化遗存和丰富的历史记忆。　　

三秦文化具有“根源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所谓“根源性”是指三秦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其许多内容是中华文化的根脉和源头之所在，整个文化形态，呈现出根深叶茂的特点。所谓“多样性”是指古代陕西是中华文化内部各个地域、民族文化的融合之地，也是古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区域。在域外文化输入、中外文明交流过程中，三秦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吸收了各种文化的有益成分，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独特魅力。   

根深叶茂的文化底蕴　　

陕西是人类活动最早的区域之一。秦岭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号称中国的“龙脉”，早在100万年前，秦岭北麓就出现了蓝田猿人，能够直立行走和制造使用石器工具，标志着“人猿相辑别”，中华文明在这里揭开了重要的一页。　　

陕西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距今六千年前，渭河流域就出现了原始的社会部落。半坡氏族开始了种植、畜牧、渔猎的农业生产，开始了日出而作、日末而息的部落聚居生活。西安东郊半坡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的发现，昭示了三秦大地农耕文化的早期萌芽。　　

陕西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轩辕黄帝归葬之地。黄帝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统一各个部落，建立了国家，奠定了中华民族的雏形。黄帝揭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从黄帝时期开始算起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葬乔山”。自从黄帝葬在陕西桥山，起衣冠冢为陵以后，几千年来，官方和民间的黄帝陵祭祀，绵延不断。《史记·汉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明代将黄帝陵祭祀列为国家祭典，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代表共同祭祀黄帝，毛泽东亲自撰写《祭黄帝陵文》。黄帝祭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身份确认的传统，维护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纽带。现如今，黄帝陵上古柏参天，郁郁葱葱，枝叶繁茂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化万古长青。　　

陕西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兴盛地。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教化被用来维系国家统治、生活治理和人际关系。“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基础，而周公正是在陕西完成了制礼作乐的历史创举，留下了《周礼》《仪礼》《礼记》等文化经典。《国语》记载，“周之兴也，鸑鹫（即凤凰）鸣于岐山”，周朝是从陕西岐山、扶风等周原一带走向兴盛的。陕西宝鸡有“中国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已经出土的各式各样的青铜器，见证了周代礼乐文明的繁荣兴盛。　　

陕西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定型处。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以及“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秦朝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了度量衡和语言文字，创立了“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百代都行秦政制”，后来的各个朝代正是在秦代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使国家管理制度日趋完善、成熟和定型，为中华文化延绵不断、薪火相传提供了制度保障。秦人以关陇地区为根据地，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在群雄争锋中胜出，完成了统一大业。此过程中，秦人体现了开拓创新、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变法图强的民族精神。秦朝虽然短暂，但是对中华文明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秦始皇兵马俑，作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　　

陕西是大汉雄风的振起之地。汉族、汉字、汉语的称呼都与汉文化有关，汉水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刘邦是从经营陕西汉中开始，逐步壮大，建立大汉基业的。长安是西汉的都城，也是学术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正式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陕西人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经过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连接地中海各国陆上通道，后来，在这条通道上主要贩运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其为“丝绸之路”。陕西人司马迁创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这时期近三千年的历史，为中华文明上古历史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录。《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影响了后来史书的撰述体例。　　

陕西是盛唐气象的展现之所。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先后出现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杜甫的诗歌《忆昔二首》形象描绘了开元时期的社会盛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这个历史时期，政治相对清明，社会和谐，文化昌盛，各类文艺形式，例如诗歌、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争奇斗艳、大放异彩，特别是唐诗的创作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唐诗描绘了繁花似锦、车水马龙的长安，长安造就了千帆相竞、百舸争流的唐诗。唐诗表现出来的“盛唐气象”充分彰显了大唐的文化自信。　　

陕西是红色革命文化的摇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是领导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坚持英勇抗战的十三年，是领导中国革命从弱到强、逐步走向胜利的十三年，是党自身不断学习、建设发展成熟的十三年。十三年的光辉岁月在陕北留下了许多红色革命文化的遗迹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延安的红色文化吸引着无数青年来这里感受体验当年革命先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延安成为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寻根铸魂之地。   

异彩纷呈的文化融合　　

陕西是地域文化异彩纷呈的地区。陕西南北狭长，跨越了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三个气候带。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包括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巴山地和汉中平原。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圈。黄陵县以北，延安、榆林等地区，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浓郁特色。关中渭河平原，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属于农耕文化影响深厚的地区。秦岭以南的安康、汉中等地则受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生产生活方式更接近南方。陕西各地人秉性和文化气质迥然有别。陕北人义气豪爽，陕南人聪慧伶俐，关中人质朴耿直。各地的民俗文化都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陕北民歌信天游，热烈奔放，高亢激昂；关中秦腔气势恢弘，大气磅礴，酣畅淋漓；陕南民歌情感细腻，婉转清丽。陕北的安塞腰鼓、剪纸、道情、秧歌；关中的西安鼓乐，凤翔的木板年画，华阴老腔，合阳提线木偶，陕南商州的皮影戏等，都充分展现出各自地域的特色和文化魅力。　　

陕西是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融合充分的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频繁的战争和动乱，形成了汉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在斗争中融合的趋势。先后在陕西长安建都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此外还有赫连勃勃在榆林建立的大夏国政权。统万城遗址是至今保存完好的唯一早期北方少数民族王国都城遗址，代表了陕北游牧文化的繁荣兴盛。　　

古代陕西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陕西文化深受西域以及印度、中亚、西亚和欧洲文化的影响。西汉时期，都城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西域各国的商人，组成庞大的商业贸易驼队，带着各国的奇珍异宝、特色产品，翻山越岭来到长安。唐代长安是当时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对外文化交流给长安带来域外的风俗习尚，使陕西文化浸染了异域风情。各国使节络绎不绝地来到长安等候唐朝皇帝的召见。王维在诗歌《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壮观的景象：“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长安居住的外国人达数万人之多，他们遍布街市，从事文化贸易往来。长安的人们喜欢用胡食，喝胡酒，穿胡衣，跳胡舞，崇尚外来物品，胡风极为盛行。葡萄美酒是西域特产，在长安颇受欢迎。鲍防《杂感》诗歌写到：“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从唐诗中就可以感受到古代陕西文化“胡化”现象非常普遍。　　

陕西在思想文化方面儒道释交融互补。关中受周礼文化的熏陶，儒家思想积淀深厚，东汉出现了经学家马融、赵岐、贾逵等等，也出现了具有经学思想的世家，如班氏家族（包括班彪、班固、班超、班昭）。北宋时期，陕西眉县横渠镇人思想家张载，自觉担负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开创关学，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为儒学的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终南山楼观台是老子讲经之处，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受道家思想影响，陕西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终南山隐居文化。古代士大夫或走终南捷径，由隐而仕，或逍遥避世，由仕而隐。终南山成为士人精神寄寓之所。佛教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高僧在长安翻译佛经、开坛讲经，传播佛教。佛教八大祖庭，有六大祖庭在长安。陕西扶风法门寺供奉佛指舍利，成为佛教神圣之地。　　

除此以外，陕西还有着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化，先后产生过“文学陕军”“影视陕军”以及长安画派，出现过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知名作家，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在绚烂多姿的中华文明的版图中，在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方阵中，三秦文化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华文化演进过程中，陕西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新的历史时期，陕西正踏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节拍，深入挖掘利用文化资源，发挥文化优势，加强文化建设，实现新时代的追赶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