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法监察机构及职能

□刘鹤挺

　　按中国古代官制，监察机构是中央中枢机构、行政机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所谓监察谏议，即具有检查百官是否奉公守法、监督皇帝和大臣处理军国大事是否得当的职能。　　
　　唐代司法机构已形成“三司法”机构。中央设有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大司法机构，并具有详细的分工规定：大理寺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州县呈报上来的疑难案件，经过审定后，送交刑部复核，再申报中书门下，大案及死刑须奏请皇帝批准；刑部负责复核大理寺审定的流刑以下罪及州县判处的徒刑以上罪，死刑不论在京在外，均须由刑部审核，奏请皇帝审核批准，再由大理寺复审判决；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事务。三个部门协同管理司法工作，既加强了司法工作的严肃性，又使其相互牵制，进而保证在执法过程中的相对公平性，同时也提高了皇帝对司法控制的能力。　　
　　在唐代，凡遇大案要案，有三个部门的长官共同审理，称为“三司推事”；地方大案则由刑部员外郎、大理评事、监察御史共同会审，称为“三司使”；京城大案要案由门下省给事中、中书舍人、御史台侍史共同组成临时法庭来审理，称为“小三司”。但在集权政治条件下，皇帝经常根据案情，委派其他非司法部门的官员审理，碰到这种情形，司法部门只有听命，很难据法顶驳。唐代的三司法机构对以后宋代、明清时期影响很大，封建社会里，历代存在不同程度的对重大案件的“杂议”和“集议”制度，这种议刑制度实际上是君主掌握最高司法权的派生手段，体现了天命不可违的集权统治。　　
　　唐代时期，封建社会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已基本定型，就地方司法而言，州(郡)设司法、法曹等参军负责具体审判事务，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司法长官，但规定州只能决断徒刑以下的案件，中央司法部门只能决断流刑以下案件，宰相有决断流刑的权力，但必须复奏；死刑决定权一般掌握在皇帝手中。这种明文规定判级和逐级复核的做法，一方面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司法权限的渐趋周密和法律的日臻成熟。因此，唐代司法的基本原则也被后世所承袭。　　
　　中国是最早建立监察制度，并将其置于国家主要典制地位的国家之一，唐代建立了一套由君主直接控制的，以监察军、政、法等方面为主，旁及国家其他事务，有明确分工和权责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单线垂直和层层监督的监察体系。　　
　　唐代中央监察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形成了御史、谏官、封驳官三大体系，且三大体系职掌分明。主要内容有：一是创立了御史台三院制度，台院处理日常政务，设侍御史4人，掌推鞠和弹劾；殿院维护朝仪秩序，设殿中侍御史4人；察院掌“分察百官，巡按郡县，纠视刑狱，整肃朝仪”，设监察御史8-10人。二是谏官地位提高，队伍不断扩大；唐太宗时设置谏议大夫4人，正五品上；德宗将谏议大夫增至8人，分为左右，左隶属门下省，右隶属中书省，武宗将谏议大夫提升为正四品下，“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旧唐书·官职三》）。三是正式确立了门下省掌审议封驳的制度。唐初，门下省长官侍中为宰相之任，门下侍郎掌封驳之职，中唐以后，门下侍郎逐渐参与中央决策，由给事中“驳正违失，分判省事”（《文献通考·官职四》），对后世影响很大。　　
　　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萌芽于战国，确立于秦汉。唐代在收地方权力归中央的同时，以监察御史巡察地方，而地方负责监察的官吏（即州县上佐）则承担巡察辖区之责，每年上计薄于上级；州县设置的录事，掌正违失；功曹掌考课；设道以后，以观察处置使主管辖区的善恶纲纪。由此一来，就把中央直控的监察与地方层层监察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上下联动效应。在古代，监察御史享有通天权力，往往代表朝廷意旨处理重大刑狱和贪赃案件，威风四射，有极高的威望。　　
　　总之，在封建君主专制下，统治者一方面掌握着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行政体系，按层次授予官员们不同级别的司法权，使法律得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建立起了一套有君主直接控制的监察系统，对各级官府和官吏实行层层监督与控制，防范并及时消灭不利于统治的任何消极因素，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