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恩深处宜知退

□唐宝民

　　汉代有个叫疏广的人，从小喜欢学习，精通《春秋》等书，在家中讲学，名声特别大，被朝廷聘为博士、太中大夫，后来被提拔为少傅、太傅。他的侄儿疏受也很有才华，先是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后来也被提拔为少傅。于是，每当太子上朝时，总是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很是荣耀。五年以后，太子已经十二岁了，已经通晓了《论语》《孝经》，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少年了。这时，疏广便对侄儿说：“我听说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道理，‘功成身退’是老天教人这样做的，现在，我们叔侄二人已经做了二千石的官，身居高位，可是如此下去，难免会有后悔的事情发生啊，我们不如辞官回家养老，这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疏受听了叔叔的话，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当天，他们叔侄两人就以有病为由向皇上请假三个月，皇上准许了。但三个月期满后，他们又以病情加重为由，要求退休，皇上挽留不住，只好准许了他们。于是，他们回到故乡怡养天年，全部寿终。疏广身处名利场中，却能保有一颗清醒的头脑，能看透官场的本质，懂得“受恩深处宜先退”道理，选择将名利轻轻放下，急流勇退，终得善终。
　　可是，并不是所有身处名利场中的人，都能对功名利禄参得透，比如，明代学者宋濂，虽然饱读诗书，却没能看清官场的水到底有多深，结果大祸临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宋濂本是一个书呆子，隐居于龙门山中，以著书为乐，闲时看看花、看看水，是一个十足的逍遥达人。然而，当朱元璋请他出山的时候，他却没能看破功名之累，感激涕零，欲报答吾皇陛下的浩荡皇恩，便欣然应允，当了朱元璋的首席秘书。据郑晓《皇明名臣记》一书所载，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对宋濂说：“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意即希望宋濂的儿子、孙子都出来做官。随后，朱元璋就任命宋濂的次子做了中书舍人；任命宋濂的长孙宋慎做了殿廷仪礼司序班。祖孙三代同时在朝为官，的确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宋濂对浩荡皇恩十分感激，告诫子孙说：“上德犹天地也，将何以为报？独有诚敬忠勤，略可以自效万一耳。”然而，正是这浩荡皇恩，后来却成了宋濂一家的灭顶之灾。宋濂退休后，回到老家专心读书著述，打算安享晚年，可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洪武十三年春节期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将丞相胡惟庸处死，随后开始追查“胡党”，结果，宋濂的孙子宋慎因曾与胡惟庸走得太近而被定为“胡党”成员，被处死；次子也被株连而死；宋濂自然也在劫难逃，被押解到南京候审。朱元璋准备处死宋濂，但太子朱标极力求情，马皇后也为宋濂说好话，朱元璋便留了宋濂一命，改为流放四川茂州。那时的宋濂，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要披枷戴锁不停地赶路，受尽了折磨，半路上就死了。试想，如果宋濂当初不再对功名利禄抱有任何留恋之心，谢绝朱元璋的邀请，在龙门山潜心著书，做个幽游林下的世外散人，还会有后来流放至死的下场吗？或者说，当朱元璋任命他的儿孙为官时，他能极力推辞，不让儿孙进入官场，儿孙以后当然也就不会成为“胡党”了。其实，退休后的宋濂，也有所醒悟，他曾说：“末年引疾，实拂圣心，若有意避远，并子孙亦杜仕籍，恐天威一振，全族皆沉。”可惜的是他醒悟得太晚了！
　　深受皇帝的恩宠，表面上风光得意，其实却暗藏着危险的基因。人生有四大靠不住：春寒、秋暖、老健、君宠。春天本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个时候天突然冷了，这种冷不会长久，因为它违反了季节变化的规律；同理，秋天是万物萧疏的季节，如果突然暖和起来了，这事儿也不靠谱；人生步入老年，身体日渐衰弱是正常现象，如果突然健壮起来，并不是什么好事；这其中最靠不住的，就是君宠，因为皇帝这种政治动物，做什么事都是从自身的政治需要出发的，是以理性代替感情的，而且喜怒无常，正所谓伴君如伴虎也，别看他今天对你恩宠有加，说不准哪天一翻脸，你就要大祸临头了。受恩深处宜知退，只知进、不知退，日后的悲剧也就注定无法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