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故事：改造“二流子”

□朱鸿召

　　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搬弄是非，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的各种统称。此前，他们被村民们称为“爬鬼”“地痞”“牛毛”（流氓)、“二流答瓜”。
　　大约在1940年春延安县的一次生产动员大会上，两位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的干部胡起林、王庆海最早提出，要拿出有效办法，迫使农村二流答瓜的那种人参加生产。这个提议很快得到执行，并且取得很好的效果。
　　据统计，该县1937年有二流子1629人，到1941年已改造1173人，占总数的72%。与此同时，劳动力迅速增加，荒地得到开垦，粮食收人日愈增多。仅该县川口区第六乡调查显示，1937年开荒328亩，产细粮471石;至1941年相应数字为2733亩，3793石。这其中当然有许多其他因素起作用，但与“二流子”改造运动在农村所激发起的广泛的劳动热有直接联系。
　　这场全社会动员，方方面面配合，步调一致，口径一致的改造二流子运动，是卓有成效的。
　　在1943—1944这短短一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6400余人，占原划定二流子总数的三分之二，并逐渐达到百分之百的改造。
　　改造二流子的运动，除了提供农村劳动生产力，推动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外，还提供了通过农业生产劳动来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经验。《解放日报》当时总结说:“几年来我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而且还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子——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勤劳的农民。”
　　一个主要由健康勤劳的农民组成的社会，是温饱的、稳定的、淳朴的、净化的。不间断的周而复始的生产劳动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切，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其他一切属于旧时代供游手好闲者消磨时光，供生活有闲者享受休暇，都被视为颓废或颓唐现象而受到铲除消失于生活中。
　　1944年春夏之交，中外记者采访团在延安就发现:“那里没有颓唐的现象，人们相互督促地生活，所以大都是被称为‘突击队员’‘劳动英雄’的青年，和这些名词对峙的是二流子，这批人则到处遭到白眼，受人鄙视。”“至于介乎两者之间的一般农民，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就不敢不以‘劳动英雄’为模范，而一任日常生活的支配了。”
　　严密有效的社会组织，一元化的政治权威，渗透于每一个生活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共同改造并塑造出单质同构的适应新时代的新人。当新人的品质成为风气时尚，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国家就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并进而实现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最全面、最深入的开发和利用。